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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思索片刻，在图上轻轻画出三条辅助线，然后一步步推导，证明过程简洁而清晰。

    写完后，他抬起头。

    教室里很安静，只能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，和偶尔的叹息。

    有的考生在抓耳挠腮，有的在咬着笔杆苦思，有的已经放弃，呆呆地看着窗外。

    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

    陆怀民检查完所有题目，确认无误后，放下笔。

    铃声再次响起。

    数学考试结束了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走出考场时，天已经暗了。

    雪停了，但风更大了，吹在脸上像刀子。

    陆怀民裹紧围巾，在人群中寻找父亲和李文斌他们。

    父亲还在老地方，自行车旁。

    这次他不是一个人——李文斌和赵援朝也在，三个人正说着什么。

    “怀民！”李文斌第一个看见他，跑过来，“最后那道几何题，你做出来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做出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做的？我画了两条辅助线，还是证不出来……”

    陆怀民简单讲了解题思路。李文斌听着，眼睛越来越亮：“对啊！我怎么没想到第三条线！”

    然后懊恼地拍大腿：“完了，这道题十分呢！”

    “别想那么多了。”赵援朝说，“考完了就是考完了。走，回家。”

    几个人一起往外走。

    雪地里，脚印深深浅浅，蜿蜒向远方。

    “怀民，”李文斌忽然说，“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，我考不上，你会给我写信吗？”

    “会。”

    “那说好了。不管你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，都要写信。”

    “嗯，说好了。”

    赵援朝也凑过来：“我也要。”

    “好，都写。”

    三个人相视而笑。

    父亲推着自行车走在后面，听着他们的笑声，嘴角也微微上扬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第二天的考试，在更凛冽的寒风中开始了。

    上午是理化，下午是政治。

    理化是物理和化学的合卷，题目难度不算大，他答得从容，甚至有时间在草稿纸上推演几种不同的解法。

    刚交完卷，那个昨天问他作文的戴棉帽的年轻人——后来知道他叫孙国庆，就紧张地和别人对答案，听到不同的回答时，急得直跺脚。

    “陆怀民，最后那道力学的第三问，你算出的加速度是多少？”孙国庆看见他，像抓住救命稻草般跑过来。

    “1.2米每二次方秒。”陆怀民说。

    孙国庆的脸一下子垮了：“我算的是1.5……完了，算错了。”

    “也不一定，可能我算错了。”陆怀民安慰他。其实他知道自己是对的，但他不忍看对方沮丧的样子。

    “但愿吧……”孙国庆苦笑着摇头，又突然问，“你报的哪？”

    “科大。”

    “科大？”孙国庆眼睛瞪圆了，随即竖起大拇指，“有志气！我……我就报了个地区师专。能考上就烧高香了。”

    下午的政治是最后一科。多是关于国家政策、时事要闻和基础理论的内容。

    陆怀民答得很稳——这半年来，他不仅背熟了陈卫东整理的重点，还通过陈卫东从县图书馆借了最近一整年的《人民日报》，从中反复琢磨了这个时代的语言逻辑。

    最后一道论述题：“结合当前实际，谈谈你对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’的理解。”

    陆怀民没有写那些空泛的口号。他想了想，提笔写道：

    “在农村，我们曾以为镰刀只能弯着腰用，这是多年的‘经验’。但当我根据力学原理改良了镰刀柄的角度后，收割效率提高了两成。这件事让我明白，过去的做法不一定都是真理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、能真正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人民生活的，才是值得坚持的真理……”

    他写得很朴素，但每一个字都来自这半年真实的体会。

    当交卷的铃声终于响起，陆怀民放下笔，轻轻呼出一口气。

    结束了。

    1977年的高考，就这样结束了。

    他收拾好文具，最后看了一眼考场——粗糙的木桌，斑驳的黑板，墙上贴着“向科学进军”的标语，还有那些刚刚放下笔、神情各异的考生们。

    这一切，都将成为历史。

    走出教室时，夕阳正好。雪后初晴，天空被洗得湛蓝，阳光透过梧桐枝桠，在雪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

    父亲就站在那片光影里，推着自行车，静静地等着。

    陆怀民走过去。父亲什么也没问，只是接过他的书包，挂上车把，然后拍拍后座：“回家。”

    “嗯，回家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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