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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下铺的女孩是湖南的，在电子厂上夜班，白天睡觉，两个人作息刚好错开，住了半年说过的话不超过二十句。

    工厂倒了，老板跑了，三个月的工资，一分没拿到。

    厂门口贴了一张A4纸，打印的，说公司经营困难，暂停运营，欠薪问题将依法处理。

    "依法处理"四个字她看了三遍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    她没有去劳动局，没有去拉横幅，没有在厂门口哭。

    不是不想，是没有力气。

    维权要时间，要精力，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跑来跑去填表排队，而她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付不起。

    她只是收拾了行李——一个编织袋，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双拖鞋——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硬座票，回来了。

    回来之后，她在县城找了三份工作。

    第一份是超市理货员，干了一周，老板说她手太慢，辞了。

    第二份是饭店洗碗工，干了四天，手上的旧伤口裂开了，血混在洗洁精里，疼得握不住碗。第三份没找到。

    然后她听说了陈峰的厂。

    四千二。

    她慢慢坐起来，把枕头底下的手机又拿出来。不是看短信，是打开计算器。

    房租，四百。水电，大概六十。吃饭，省着点，一天十五，一个月四百五。手机话费，最低档，十八。

    加起来，九百二十八。

    四千二减掉九百二，剩三千三。

    三千三百五十六块。

    这个数字在计算器的屏幕上亮着，她盯着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屏幕上的数字是黑色的，背景是白色的，干干净净，像是印在纸上的。

    但它不是白条。它是银行短信，是真的到了卡里的钱，是她现在就可以去ATM机上取出来的、一张一张数得着的钱。

    她想起在深圳的时候，每个月发了工资——如果能发的话——她会把钱分成四份。

    房租一份，吃饭一份，寄回家一份，剩下的存起来。

    存的那份永远最少，有时候只有两三百块，有时候一分都剩不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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